摘要：下水道是市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伦敦的下水道改革历经四个阶段。19世纪初，因伦敦排水不畅，下水道委员会被指责为“腐败无能”。19世纪中叶，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卫生派为改善城市卫生，支持小管道下水道方案将垃圾排入泰晤士河，造成“大恶臭”。此后，首都市政工程局采用巴扎戈特的下水道设计方案，将下水道排水口置于河流下游，也造成排水口恶臭。19世纪末，迪布丁推行“生态下水道”理念，对固体垃圾和液体垃圾区别处理，解决了下水道垃圾处理和气味难闻的问题。伦敦下水道改革是英国城市化过程中下水道改革的缩影，也是更新市政管理观念、摸索和改进下水道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19世纪；伦敦；下水道；查德威克；巴扎戈特；迪布丁
作者简介：毛利霞，女，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欧美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研究。
　　下水道作为一种城市公共设施，主要用于汇集和排放城市产生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液。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工厂林立，人口剧增，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废液和生活污水的增多，并对城市排水和下水道建设形成了新挑战。伦敦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市政问题尤为突出，下水道改革迫在眉睫。
　　国外史学界在研究伦敦的公共卫生运动、垃圾处理、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the Great Stink）及随后的供水改革和河流污染治理中皆论及下水道改革，往往把它视为伦敦相关社会改革的背景或推动相关改革的催化剂。如学者们在论述19世纪中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领导的公共卫生运动时，大多会论及城市污水经下水道排入河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即便专题论述伦敦下水道改革的论著，也大多择取某一时期（如19世纪中叶）、某一人物或某一机构为研究对象，如首都下水道委员会（MetropolitanCommission of Sewers）和首都市政工程局（the Metropolitan Boardof Works）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伦敦下水道改革的概况，但缺少对伦敦下水道改革的纵向梳理。国内史学界对伦敦公共卫生改革、供水改革、泰晤士河“大恶臭”及河流污染治理等方面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唯独遗漏了对下水道改革的研究。故而，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本文重在梳理19世纪伦敦下水道改革的发展历程，并评析其利弊得失，以此展现英国下水道建设的发展轨迹。
一、19世纪初伦敦的下水道状况
　　伦敦的下水道建设可追溯至13世纪后期爱德华一世时期（1272—1307年）。当时英国在泰伯恩（Tyburn）修建了一座蓄水池，通过管道向伦敦输送水源。为解决伦敦的排水，1532年议会允许伦敦设立八家下水道委员会（Sewer Commissions）负责排水事务。八家下水道委员会主要关注城市地表水的排放，对地下排水充耳不闻，缺乏统筹，导致地表水的管理也不尽如人意。1666年大火之后，伦敦开始修建位于地下的下水道。截至1751年，伦敦下水道总长度达49英里，仍不能满足需要。
　　19世纪初，伦敦普通家庭的日常垃圾涌入住所附近的化粪池或私人排水沟，雨水和公共污水经由公共下水道排放至里河（Lea River）和泰晤士河。为防止公共下水道堵塞，政府严禁二者相通，违者予以罚款。随着人口的剧增和城市的扩大，伦敦的日常生活污水日渐增多，致使街道上污水横流。1815年，伦敦的八家下水道委员会允许化粪池和私人排水沟与公共下水道相通，所需费用由私人承担。此举所需费用较高（约为17英镑6便士），超出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力，没有普遍实施，但加快了下水道污水直接涌入河流的进程。据统计，到1828年，连通泰晤士河的下水道达139~145条之多。
　　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兰巴斯（Lambeth）从郊区发展为英格兰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是伦敦的缩影。此地厕所和化粪池四溢，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下水道处理系统。伦敦东区的低地一带也是如此，“排水的河道和沟渠依然处于自然状态，水面上充满着污秽的东西”。1833年议会通过的《一般下水道法》（GeneralSewers Act）允许下水道委员会兴建新下水道，因没有得到3/4住户的支持而不了了之。1834年，艺术家约翰·马丁（John Martin）设计了一种供水和截流下水道系统，主张通过两个“巨型贮存器”把城市垃圾卖给农夫，所得收益用于补贴修建下水道的费用。这种设计方案被视为艺术家的“幻想”而束之高阁。
　　人们往往把伦敦排水不畅归因于下水道委员会的“腐败无能”，这样的印象和结论来自查德威克1842年出版的《大不列颠劳动人民卫生状况调查报告》（Report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以下简写为《报告》）以及此后的两份议会调查报告。查德威克在《报告》中指责该机构“管理失职、浪费资金和措施不当”。需要指出的是，1830年代的议会调查并没有对下水道委员会有任何不满，查德威克在1840年也认为伦敦“可能”比欧洲任何首都的排水更好。1848年，土木工程师协会（the Institution of CivilEngineers）主席约翰·沃克（John Walker）还认为，下水道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了下水道体系的兴建，从而使伦敦“比世界任何城市更略胜一筹”。从现在的角度看，学者们也为下水道委员会辩护，经济史家克拉潘认为当时伦敦的排水存在技术难题；罗森塔尔强调，缺少有效又可靠的下水道处理技术才造成下水道委员会无从下手。
二、公共卫生运动期间的下水道建设
　　查德威克的《报告》不仅揭露了英国各城镇肮脏、拥挤、排水不畅、下水道不足等问题，还明确提出政府和社会有义务改善卫生事务的观点。对查德威克来说，社会整洁的核心是各城镇兴建完善的供水-下水道系统。
　　《报告》不仅使下水道委员会成为众矢之的，也为推行查德威克的下水道建设方案奠定了基础，在当时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最深远的蓝皮书。1840年代是英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猛增长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问题丛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主张兴建、修理和清理公共下水道，要求提升城市排水标准，进而推动议会出台相关立法。1846年，议会通过《垃圾清理和疾病预防法》（NuisancesRemoval and Diseases Prevention Act），责成新机构首都下水道委员会（MetropolitanCommission of Sewers）负责伦敦的下水道管理工作。
　　1847年底，霍乱有可能再次传入英国的消息又引起众人恐慌。1831—1832年的霍乱经历让英国人心有余悸，促使首都下水道委员会立即把调查的重点从排水沟转向霍乱预防。第二年夏，霍乱第二次出现在英国不久，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PublicHealth Act）。该法规定：凡新建房屋、住宅，必须辟有厕所、安装抽水马桶和存放垃圾的地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部门拥有管理排水和供水系统的权力；设立卫生总会（General Board ofHealth）负责公共卫生工作。此外，该法第一次明确允许家庭日常垃圾排入公共下水道。各地的霍乱疫情报告不断证明“良好的排水沟和通畅的下水道能够预防霍乱和瘟疫”。
　　伦敦对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置若罔闻，年底再次出现霍乱后才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房屋排水和主干道排水。伦敦城区的16 000 栋住房中，只有7738栋有排水系统，近1/3 的居民区根本没有安装排水管道。查德威克批评首都下水道委员会的下水道建设缓慢，导致垃圾冲刷力不足。还有人认为下水道传播霍乱。可以说，“霍乱、伤寒、天花和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想使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
　　下水道问题拖延日久，与政属多门有关。除首都下水道委员会外，各教区、铺路委员会（the Paving Committee）和供水公司也拥有下水道的部分管理权，造成权责不清和互相扯皮。查德威克主张由首都下水道委员会统筹管理伦敦的市政工程，具体负责房屋排水、主干道排水和道路整修清扫等事务。
　　在下水道的设计上，首都下水道委员会支持大管道系统，其形状是上下垂直、底部扁平。大管道系统耗费砖块较多，预计每英里花费约1116英镑。查德威克认为其缺点有三：扁平墙不如弯曲边坚固，容易倾斜乃至倒塌；底部扁平延缓污水的流速；顶部无盖，有可能飘散下水道气味。故而，查德威克主张采用市政工程师约翰·罗（John Row）的椭圆形（蛋型）设计方案，即小管道系统。他认为，小管道系统的排水道直接与房屋的排水沟相连，管道细，水流急，能够快速冲刷垃圾。最终，查德威克的观点占上风。他关注伦敦城区170个教区和各家各户的排水，积极推行新建房屋安装抽水马桶、旧房用抽水马桶代替化粪池的举措，汇集的污水和垃圾通过下水道流入河流，视之为最快速、廉价和便利的垃圾清理方式。这样一来，下水道污水和垃圾、居民的日常垃圾、屠宰场废料、动物尸体和工业废液都随下水道流入里河和泰晤士河。
　　下水道的垃圾流入河流是否会造成污染和引发疾病，也引起各界关注。查德威克认为，“下水道的垃圾涌入河流会污染河水，但与人口稠密地区垃圾堆积所造成的肮脏相比，其危害微乎其微”。实际上，地面和地下污水排入泰晤士暂时解决了伦敦的污水排放问题，但造成了泰晤士河的严重污染，这是查德威克始料未及的。
　　周刊《庞奇》（Punch）曾于1849年刊登一幅多弗（Dover）向泰晤士河排污的漫画，反映出人们对泰晤士河污染的认知：“多弗的做法使人们厌恶威斯敏斯特流入泰晤士河的12条下水道，因为它们污染了河流。污染的泰晤士河变成了一条恶臭的下水道，成为大家的共识。泰晤士河流经之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美好时代干净清澈的河水，如今却成为致人死命的毒液。”据统计，1840年代末，每天约“250吨的垃圾流入泰晤士河”；20年后将达到成千上万吨。1851年2月，周刊《家常话》（HouseholdWords）以“父亲泰晤士河”为题描述泰晤士河的愤怒，提醒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疾病近在咫尺，有可能遭到河流和下水道的报复，因为他们共享来自泰晤士河的同样的水，同样的空气。泰晤士河说：“我愤怒至极，你别指望我泪流满面而不报复那些侮辱我的人。死猫烂狗流入我的胸中。河岸附近的屠宰场、鱼市或墓地出现斑疹伤寒患者，还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猩红热病人——因为主下水道流入我。我深受伤害，我要报复。”
　　1853年，霍乱第三次出现在英国各地，也包括伦敦。议会和公众对查德威克的公共卫生改革失去了耐心。第二年，查德威克下台，原因在于他支持的污水处理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小管道方案冲刷力不足，污染了泰晤士河，还加剧了霍乱等疾病的肆虐。
三、泰晤士河“大恶臭”与巴扎戈特的下水道改革
　　1855年，议会通过《首都城区管理法》（MetropolitanLocal Management Act），授权首都市政工程局（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负责管理伦敦城的公共事务，如敷设街道、下水道，修筑堤坝，街道命名，住房编号等。该法首次明确伦敦的市政管理职能，首都市政工程局的设立也成为伦敦市政管理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首都下水道委员会因无力应对1853—1854年的霍乱被指责为碌碌无为，迫使议会将下水道改革的重任寄托于首都市政工程局。
　　与此同时，泰晤士河的污染日趋严重。1855年《庞奇》刊登了《法拉第向泰晤士河递名片》的漫画，形象地描绘出河流的恶臭让法拉第捂住鼻子的场景。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警告说：“泰晤士河犹如一条大下水道，除非人们立即采取某些措施净化它，否则它会给伦敦的250万居民带来可怕的瘟疫。”1858年夏，天气异常干旱炎热，泰晤士河的水位比平时低，河面垃圾横行，出现“大恶臭”。迪斯累利能忍受格拉斯顿在下院滔滔不绝的发言，但是忍不了泰晤士河的恶臭，用香水手帕捂住鼻子逃离下院。他把泰晤士河形容为“地狱池，其恐怖难以形容和忍受”。下院饱受臭气之苦，不得不休会一周，甚至引发“国会迁移会址”的问题。从6月到12月，《庞奇》刊登的漫画和文章纷纷让“父亲泰晤士河”“现身说法”，形象生动地揭露泰晤士河的污染和恶臭正影响全伦敦，嘲笑为数众多的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唤起社会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例如，“老父亲泰晤士河”给市长写信，抱怨它的生活受到沿河变迁的影响，“我的幸福之源被玷污。我曾经气质甜美整洁，现在变得又脏又臭。孩子们看到我都捏鼻子”。“我们昔日高贵、备受尊敬的‘父亲河’——泰晤士河发出的恶臭令人作呕，难以忍受……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无边无际的、致命的、恐怖的、敞口的、死气沉沉的臭水沟。”
　　泰晤士河“大恶臭”的催化剂依然是下水道——伦敦所有的排水沟经下水道流入河流。公共卫生运动期间，伦敦清理大约200个化粪池，对泰晤士河的影响触目惊心，使它成为“伦敦主要的露天下水道”。这条“天然大下水道”成为霍乱滋生的温床，鲑鱼减少的元凶。正如学者沃尔所评：“工业增长和排污系统的发展使许多河流变成了公共下水道或令人恶心的浊溪，气味恶臭，伤眼刺鼻，对鱼儿有害，对人有毒。”
　　“大恶臭”让首都市政工程局颜面无光，备受质疑。曾有议员质询该机构的首席委员采取了何种措施或提出何种建议避免污染泰晤士河，意在谴责该机构不胜任。应当说，首都市政工程局一直在摸索下水道建设方案，而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代价高，难如人意。在诸多难题中，“排水系统的出水口是眼下最大最迫在眉睫的卫生难题”。社会各界意识到，建立一个官方的主下水道、改变现有的排水口至关重要。为此，议会专项拨款300万英镑用于下水道建设。
　　1859年，首都市政工程局采纳首席工程师约瑟夫·巴扎戈特（Joseph Bazalgette）的截流下水道设计方案，实施主下水道工程。巴扎戈特曾任铁路工程师，对地下管道设计颇有才分。他的设计方案把主下水道以泰晤士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河以北3条，以南2条。南岸从布拉姆（Balham）开始铺设上层下水道，与以普特尼（Putney）为开端的下层下水道在德普福特（Depford）相接。因水位有落差，抽水机把水位抬高18英尺使上下水位持平后，将水输送至出口管道。这条管道长达8英里，直抵克罗尼斯（Crossness）北出水口下游1.5英里处。泰晤士河北岸从汉普斯泰德（Hanmpstead）和肯塞尔·格林（Kensal Green）开始铺设，在老福特（Old Ford）汇合后，经里河、巴金河（Barking Creek）注入泰晤士河。
　　主下水道设计方案被视为“卫生思想”的一个窗口，引起报刊的争相报道。1859年，500多名各界名流参加了泰晤士河南岸出水口的奠基仪式。1868年，南岸下水道系统全部完工，包括450英里（720公里）主干道，接通约1.3万英里（约2.1万公里）的支道，共花费460万英镑。南岸下水道的竣工解决了泰晤士河以南的下水道排水问题，也使河南岸免于1866年霍乱的侵扰。
　　相比之下，泰晤士河北岸成为1866年霍乱的重灾区，伦敦东区尤其如此。北岸下水道于1868年7月动工，建设缓慢，源于伦敦2/3的人口生活在河北岸。下水道建设不得不在拥挤的道路、十字路口、运河和铁路线中穿行，不时增高或降低水位以便下水道以平稳速度从西向东流。巴扎尔戈在晚年回忆了兴建伦敦主下水道所遇到的一些棘手问题：“泰晤士河的水位落差不大，我们需要2英尺的落差以保证下水道的排水口低于河流。而为了抬高水位，我们不得不用水泵加压。此项工作非常棘手。我们有时耗费数周设计方案，因穿过几条铁路或运河，引来各方不满，不得已更改设计路线。这是一项巨大的艰难的工作。”为了在河北岸低水位线兴建下水道，巴扎戈特修建了维多利亚河堤（VictorianEmbankment），在下水道淤积处形成了37英亩的开垦土地。河堤除了为低水位的拦截下水道提供水渠，还成为泰晤士河保护首都排水沟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也为伦敦随后修建地铁，铺设气管、水管、电线管等设施提供了服务通道。到1875年，伦敦共建成133英里长的新交叉下水道，覆盖整个城区。
　　主下水道系统获得普遍认可。它使“伦敦在较短的时间内变成了——如果不是干净的城市——至少是比较卫生的城市”，也使“首都市政工程局的规章制度和方法经受住了考验……它高效、快速、便宜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早在1874年，巴扎戈特就因功被封为爵士。主下水道工程成功地解决了饮用水和污水分离的大问题，不但捍卫了首都市政工程局的声誉，还为城市卫生治理做出开创性贡献，此后被其他城市所效仿。泰晤士河河堤周边被开发为维多利亚河堤花园，成为伦敦人休闲娱乐的绿色空间。曾经污染严重、恶臭、丑陋的商业化河岸转变为一条观赏性通道，令世界各地游客赞羡不已，也成为公共卫生事业成就的典范。更重要的是，泰晤士河河堤不仅解决了伦敦的排水问题，还为20世纪伦敦下水道系统奠定基础。21世纪初，这些下水道依然畅通。
　　巴扎戈特的下水道系统也引起质疑和不满。在某些人看来，统一的下水道建设似乎授权公众机构侵犯公民私生活，还有可能危及个人的自主权。由于打通了“外部气体”和室内卧室之间的交流渠道，下水道建设危及家庭所代表的隐私权观念和自主权理念。恰如当时的卫生专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担心的，进步的卫生技术正规训人们生活在日益复杂和整齐有序的世界中，会危及个人对家庭和身体的控制权。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人被迫服从敏感范围内的干预，他将默认任何形式的控制”。不过，后世学者更强调这样做的必然性，如城市史学者迪奥斯指出，新兴的城市技术，如下水道、供气、供水，需要地方机构的整合和合作；而维护公共卫生必然会强化对工业规范和个人行为的监督，不得不“对个人行为自由的心理构成挑战”。
　　巴扎戈特的下水道系统使泰晤士河伦敦段避免了被涌入垃圾的命运，因为下水道排水口移到河南岸的巴金和北岸的克罗斯内斯。这两地位于泰晤士河下游、伦敦桥下游约14英里处。在泰晤士河落潮的头两个小时内，两地排水口的垃圾随河水流向大海。巴扎戈特最初选择这两地，是因为它们远离市中心，居住人口不多。然而，随着伦敦的向外延伸，这些地区人口剧增。下水道排放时散发的气味让周边居民苦恼，曾向议会抗议。可见，巴扎戈特的下水道建设并没有停止河流污染，只不过更改了排水口的地点，减少了对市区的影响。
　　到1870年代中期，首都市政工程局固守成规，拒绝与努力改善供水和排水的周边城镇合作。此外，它虽然反对其他机构和个人污染泰晤士河下游，但对自己在更大的范围内污染河流视而不见。这种做法影响了它的声誉，被指责为多余又伪善。
四、转向生态处理——19世纪末伦敦的下水道建设
　　巴扎戈特把下水道的排水口放在泰晤士河的巴金和克罗斯内斯，也与当时水的再循环利用观念有关。1860年代中期，社会各界对下水道的再循环利用热情高涨，从而使许多企业竞争伦敦下水道的特许权。1864年，议会最终把河北岸的下水道污水再利用授权给垃圾再利用公司，用于附近贫瘠土地的施肥。但是该公司没有筹集到资金，致使下水道直接涌入泰晤士河的河口。恶臭的下水道气体不但使附近居民担心自身的健康，还引来河流航运部门泰晤士河管理局（Thames Conservancy）的抱怨。
　　一个偶然事件使公众意识到下水道气体的重要性。1871年11月，王储威尔士亲王罹患伤寒，病因与下水道散发的气味有关：因下水道气味而中毒。从那时起到1872年春，王储的病激起了“举国焦虑”以及对下水道气味的愤恨。《泰晤士报》报道并激发了这种愤怒：“它是一种更可怕、更持久、更潜在的危险，造成公众忧心忡忡。它是躲藏在暗处的瘟疫。”
　　更可怕的是，王储患病似乎证实了下水道气味对健康和生命造成直接威胁，加剧了社会各界对室内安全的担忧。《泰晤士报》对室内安全持悲观论调：“威尔士亲王的发烧警示我们，即便是在精心照料、室内布局完美的房子里，也难高枕无忧。众所周知，不管我们做什么，外部的空气都会渗入精心照料的卧室，对生命和死亡产生微妙影响。”富人的房屋配备更高效更完善的现代卫生设施，似乎更易受下水道气味的影响。故而，报刊建议房东参与垃圾清理工作，注重排水和管理下水道，以阻止“下水道的有害气体传入房屋”。
　　巴金的居民深受下水道气味困扰，向内政部请愿要求调查。内政部本想敷衍了事，结果爱丽丝公主号（Princess Alice）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巴金居民的困扰。1878年9月3日下午，旅游汽船爱丽丝公主号在泰晤士河航行之时，巴金的排水口正排放75万加仑的污水。“矗立在水中的两个大圆柱正分解发酵的下水道污水，发出像苏打水的嘶嘶声，有毒气体黑乎乎的，污水流出数英里，发出一股停尸房腐烂尸体的味道。”与此同时，泰晤士河码头突发大火，数量庞大的石油、松脂等从码头流入河中，也流进了巴金的下水道排水口。傍晚时分，爱丽丝公主号与一艘货船相撞后沉没，船上约900名游客纷纷落水。生还者证实，“河水又脏又臭，实际上非常难闻”。“溺水者无法数小时遨游在硫化氢的水中，也无法游过首都市政工程局加长版的化粪池。”医生们证实，人在吸入足量的硫化氢后，从窒息到死亡只需五分钟。仅650名溺水者获救，250人死亡。溺水者与其说是淹死的，不如说是毒死的。更令人惊奇的是，溺水者的服装从蓝色变成紫罗兰色，尸体肿胀，裹满淤泥，皮肤变色。尸体被清洗后又出现淤泥，发出令人讨厌和作呕的气味。约120具尸体因腐烂、肿胀而面目全非，有些尸体甚至肿胀到无法用常规尺寸的棺材入殓。议会的调查结果模棱两可，但泰晤士河下游的污染不容否认。泰晤士河管理局的调查抱怨下水道淤泥已经堆积成三个泥滩，给航运带来危险。
　　“大恶臭”肆虐之时，政府使用化学方法稀释恶臭，每周向下水道排水口附近的泰晤士河中倒入价值约1500英镑的石灰。《泰晤士报》也认为除臭和消毒是一种更便宜的选择。巴扎戈特从中获得灵感，于1887年调整下水道系统，在巴金和克罗斯内斯修建沉淀水渠，用于分离固体垃圾与液体垃圾。液体垃圾由化学家稀释气味，固体垃圾或淤泥由专门船只运至北海。1887年6月，第一艘淤泥运输船运抵北海，将固体垃圾和淤泥倒入海中，以此减少对泰晤士河的污染。
　　下水道处理技术也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政治问题和行政问题。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从行政上定义水和下水道方案，具体措施由技术官员来实施，其中夹杂着技术手段和行政措施之间的权责分配。在公众抗议下水道出水口河流水质恶化的情况下，社会急需更合理的下水道处理办法。官方水分析员弗兰克兰意识到下水道水质问题的关键是技术改进，急需一种新型的完善的下水道处理技术来解决难题。
　　首都市政工程局的主要职责是兴建下水道系统，但它不断扩大管理范围，将桥梁管理、防火、清理街道、供气等事务囊入手中，与伦敦的相关管理机构伦敦城市公司（London CityCorporation）形成竞争。1889年，新成立的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成为伦敦的管理机构，取代首都市政工程局负责下水道事务，并任命威廉·迪布丁（William Dibdin, 1850-1925）负责下水道改革。迪布丁自1882年以来一直是首都市政工程局的首席化学家，负责伦敦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流域的事务。
　　面对伦敦下游的泰晤士河污染，迪布丁致力于下水道处理的“生态思考”。他认为，以前的下水道处理方法“与自然方法背道而驰”，是“控制自然而不是帮助自然”，更没人费心去了解“自然方法的奥秘”。当时，下水道沉淀厂的通行做法是把化学物质添加到下水道中稀释污水。这项工作没有技术含量，非熟练工就能胜任。迪布丁采取了一种迥然有别的管理模式，为伦敦的下水道排水口配备分析化学家。分析化学家负责检查下水道的冲刷力度，以此决定预防腐烂的苏打的浓度。为准确了解污水的含氧量，迪布丁每周检查鱼的生活状态，在河口的不同地段和海滩的泥沼中稀释氧气。1894年，迪布丁把三年内调查的6400份样本汇编成册，详细记载了泰晤士河口的氧气和有机污染物的比例变化，成为首份系统梳理主要水生生物氧气平衡的资料。这体现出迪布丁重视下水道管理中的“生命”“恢复”“复原”“休养”等阶段，强调水中生物的增长和新陈代谢平衡。这种做法是下水道处理技术的一场革命，成为更新下水道处理观念的一部分。
　　1897年，迪布丁从伦敦郡议会辞职，出任下水道处理顾问。在《下水道和水的净化》（ThePurification of Sewage and Water）一书中，迪布丁系统论述了“生态下水道”理论，成为下水道生态处理技术的权威。报刊纷纷称赞下水道生态处理便宜又简单，对它的应用前景表示乐观，并对耗费时日才掌握如此简单明了的解决之道诧异不已。20世纪初，生态下水道工程在各地被采用。
　　五、结 语
　　城市污水处理不仅仅是行政、技术和医学事务，也事关居民生存。因水污染治理意识、下水道改革观念、下水道技术设计等方面存在差异，污水处理及相关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报刊辛辣评论、议会争论不休的重要议题。历经100年的变迁，伦敦的下水道改革从杂乱无章发展到生态处理，较好地解决了城市排水、下水道排水口、河流污染等问题，也降低了城市污水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下水道改革中，相关负责机构的职权以及下水道改造观念不断调整。八家下水道委员会、公共卫生期间的首都下水道委员会、巴扎戈特为代表的首都市政工程局、迪布丁为代表的伦敦郡议会，先后负责下水道事务，并在其职权范围内进行改革，但其效果却迥然有别。下水道委员会有权兴建新下水道，强制住户的家庭排水沟与下水道连接。其没落不是因未履行职责，而是查德威克等人从传染病学、社会学、经济和技术等方面攻击它的举措，贬低它的作用，才给人们留下失职的刻板印象。查德威克的调查揭露了各城市普遍存在的排水不畅、下水道不足等问题，而其支持的小管道排水设计虽看似快捷方便地解决污水排放问题，但是加快了泰晤士河污染，加速了霍乱、伤寒等水生传染病肆虐。查德威克独断专行的做事风格、短视的下水道方案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也使首都下水道委员会被新机构取代。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迫使首都市政工程局重新设计下水道方案。巴扎戈特的下水道设计系统将下水道的排放口置于泰晤士河伦敦段南北岸的下游，减少了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改善了伦敦的下水道排水状况。该工程历时十余年，耗资巨大，被视为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但也存在隐患。位于泰晤士河下游的下水道排水口依然污染了河流，恶臭气味依然存在。19世纪末，迪布丁从生态观念出发治理下水道，找到观念更新与技术改进的切合点，并兼顾政治意图与实用性。这种做法被沿用下来。
　　伦敦下水道改革不仅较好解决了城市排水和河流污染问题，也间接减少了相关水生疾病的发病率。霍乱作为恶性水传播传染病曾在19世纪中叶四次肆虐英国，伦敦作为水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也成为霍乱最严重的城市，更是1866年第四次霍乱的重灾区。而1875年伦敦主下水道全部竣工后，霍乱基本上从伦敦消失。伤寒是另一种水生传染病，是供水不畅和排水不佳的一个晴雨表，曾在19世纪的伦敦兴风作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因伤寒去世，王储爱德华王子也因伤寒而患病，即便王室都无法避免下水道气味的侵害，遑论其他阶层。19世纪末，供水改革和下水道改革成功地降低了它的致病率。1891—1900年间伤寒的死亡率恰好是1871—1880年间的一半，到1904年，其死亡率仅为1870年代盛行时的1/3。
　　在此期间，其他城市也先后进行下水道改革，面对的难题和责难也与伦敦类似。早在1792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曼彻斯特就兴建下水道，从1847年起允许家庭排水沟连入下水道。1860年代以来，与伦敦一样，英国其他城市的下水道建设也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布里斯托尔、卡迪夫和卡莱尔以伦敦为榜样，修建完整的下水道体系。到1870年代，威尔士的采矿镇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约克郡南部的煤矿城镇巴恩斯利（Barnsley）、伯明翰，以及温泉城镇利明顿（Leamington）等城市也都根据自身特色兴建下水道。一些小城镇还获得无息贷款用作下水道建设资金。当然，这些城镇也经常遇到下水道改革中的技术难题。1874年，关于下水道处理的技术专利共计32项，但一些棘手难题仍然未能解决。正是存在技术处理上的难题，才致使各地的下水道建设留有遗憾，也使相关机构被指责为懒散无能，拖延乃至“忽视”下水道建设。客观而言，与伦敦一样，各地的相关机构虽受制于观念局限和技术难题，但能够根据复杂多变的情况予以应对，基本能够履行职责，对其不应过分苛责。
　　此外，下水道建设也改变了英国人对个人自由与公共事务的看法。下水道是现代城市生活所面临的挑战和危险的缩影，是对个人自由处理排水的自主权的一大威胁，而家庭排水沟与公共下水道连接的后果也引起恐惧。这实则反映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传统私人管理排水事务和观念的冲击和更新。19世纪伦敦下水道改革为制造技术和市政工程建设提供了一种高瞻远瞩的视野，并与城市管理的快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影响所有城区的紧要事务。此后，城市排水问题不再是个人的自主处理事务，而是市政建设和改革的必要部分。
　　作者： 毛利霞
　　本文刊于《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98-106页，为了方便阅读，原文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被删除。